网上得来《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读罢心绪难平,感慨万千。

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
蒋中正 1937年12月 武昌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觏。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钜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持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利,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澈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终不当以此为之屈挠。稽之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险阻愈多,则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钜,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澈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隳,敌人宰割之方法愈酷,万劫不复,即永陷于沉沦。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为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终梏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少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

一直放在心里面的——《放在心里面》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张图,一下子就想起一首歌:《放在心里面》
专辑:《心言手语》 演唱:孟庭苇
作词:李秀真  作曲:Dick Lee 编曲:陈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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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午后的秋千
数白云一片片
和你赤脚走在雨天
看彩虹挂天边
勾勾小指头的相约
有多少没实现
成长后慢慢的发现
原来都是戏言
长发飘散在风之间
拉近思念紧紧相连
好想现在飞到你身边
聊聊天 想从前
你想拥有幸福感觉
是否都已如你所愿
你和我所有的回忆
全放在我心里面
到永远….
——————————
我在听说孟庭苇之前先听了这首歌,当时不知道是谁唱的,但是心却被它打动。打动我的不仅仅是童话般的旋律,还有诗一样的歌词,让人感到纯洁、美丽、陶醉还有一丝忧伤——印象中,这首歌是和我LP这些年来唱过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情歌——如果这首歌算情歌的话。
“长发飘散在风之间,拉近思念紧紧相连……”只需要一句,足以打动你我,不是么?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失考)

在通往未来的路上,一直念念不忘的——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食指, 1968年北京)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附:食指其人

提起当代诗歌,人们都知道北岛,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对北岛的诗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人–食指。
食指本名郭路生,生于1948年。“文革”中因救出被围打的教师而遭受迫害。1968年到山西插队,70年进厂当工人,71年参军73年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部队中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至今仍在精神病院。

他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其诗被朋友及插队知青辗转传抄,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即使
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命运》)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对北岛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找到风格类似的句子。

食指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存在主义的精神(虽然他那时未必知道这个名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首《疯狗》,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不可否认,他也写了一些平庸之作,但只要我们想一想那是个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也就应当给予理解甚至敬意。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网上图书馆)

端午节了,发屈原《离骚》全文,廖作纪念。

《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芷;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挓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揽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既得中正;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夕,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远集而无所适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此终古。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镬之所同;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既以兰为可侍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韬兮,樧又欲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灵芬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乎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一篇小品,出处不明。

网上转悠,得一小品,出处无可稽考,却甚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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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表兄,年四十余。
初从文,三年不中;
遂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
后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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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的跑着。。。。。

在SOHU社区见到一篇文章,有点意思,节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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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玩泥巴到玩弹弓玩玻璃珠子玩简单的俄罗斯方块到现在各种格斗游戏3D游戏;从看小人书看杂志看电视看电影到现在的网上下载图片下载电影;我们从隔着山头使劲登高扯脖子狂喊到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BBS还带留言功能。我们进步得太快了,我们就像跑得太快的人口袋里猛往下掉东西都来不及捡,等我们喘口气仔细翻翻我们的口袋时,我们原有的精神文化思想传统习惯都不见了,再翻翻另一个口袋我们多了好多别人的精神文化思想传统。

太快了,我们有点无所适从,我们跟不上自己的脚步,我们不知道我们往前跑追求的是什么。就像一个暴发户,不知道怎么花这些突如其来的无数钞票。领路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主义,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有利于全人类的光辉事业。在懵懵懂懂中我们就跟着跑吧。芙蓉姐姐很聪明地跑,跑出名了,石榴哥哥也以为自己很聪明地跟着芙蓉姐姐跑,可能也能跑出名。可能跑出名了他肯定也纳闷:我出名了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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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世以笔为旗

昔之中国男子及二十岁,始戴帽子,施行冠礼。因此在所谓“弱冠”一词中,有着年少、学习、追求生之意义——等等意味。
然后作为成人,一生探索真理之道。诸如忠孝节义以及报国之志,都受教于从家至国,并渐渐成为被称为士子的、知识人的日常意识。
一部中国史,可以说,就是由这种忠烈、仁义、多才等类型的名士装点而成。如仅仅一介农夫就立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诸葛孔明。如向后世呼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存方式的范仲淹。更如听说帝尧要禅位于己、就以为污脏以至于洗耳河畔的许由。都已传为美谈、但却是久远的逝事了。
其中最为完璧者,或许当称哀国之亡、流浪故乡大地之末,自沉于河的屈原了。由于难忘的殉国行为,留存的诗被代代传诵。楚辞即它的文学应该说是中国文化辉煌的极顶。徘徊于洞庭波打之岸,吟咏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的形象,衍变成了中国的求道知识人的象征。
但是,尽管绵绵两千年赞美屈原不已,选择屈原之道的例子,却意外地少而又少。屈原的文言诗句,渐渐变得难懂。取而代之,从市井到农村,无人不知的句子,已经是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流行中国的观点,已经是先读书然后做治人之官。
这样,屈原变成了非文人难懂的古典。在必须实干的时候,中国知识人大致都是选择了升官之道——也就是仕途。
对于“道”的言与行,就这样分离了。

应当说现代也没有什么两样。
若研究原因,首先应指出对于权力的恐怖。比如,从今天知识阶层对“文化大革命”的诅咒式态度中,就能看到一种绝对不允许“四人帮”极“左”时代重现的、认真的责任感。
被体制和权利强加于身的恐怖,或者会使人们为体制与权利效力。
其次,所谓之穷,也是个非常能改变人的东西。远在懂了人口问题的今日以前许久,此国之人就知道: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饱足;活的得意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极少数——这种认识,在人们的意识中盘根错节,被坚信至今。
甘肃省有个黄土高原包围的农村小县。几乎连年,大学入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中学生之志,就是离家远走。哪怕自己一人从黄土中解脱,也会使双亲安慰。

中国古语中,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词,毛泽东曾使用此语,解释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毛”与“皮”的关系。
毛,已经绝望与对故乡严峻贫穷的斗争,已不愿意在僻远的乡里耗尽人生。想逃离皮。想背叛皮并扔了它。
从来都只是若干人才能登高官财主之位;其余者则永远穷苦、无权、收辱、被压迫、成为牺牲。残酷的历史,一直在如此教育着。毛,已经不再相信屈原的诗了。
今天也一样。不可能全国全民族十二亿人,全都变成有钱阔人。道路,就像扔在那儿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不快点迈出脚去,他就要落入别人之手。路上已经很挤。美国式的生活,人人都在瞄着。只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把那富裕弄到手。

对政治的恐怖,对个人富足的追求,改造了中国知识人命运。——向权力妥协!——嘴上虽不说,这是心底的结论。只要有了权力的支撑,何止美国式的小汽车小洋房,——包括在体制容忍范围内的对权力的批判,都是可能的。
古典之道,已经被逼向终结。再言及屈原其诗其行的人,不仅仅要被女人嘲笑为迂怪,更会被视为危险的说谎者,为社会所孤立。毛,脱落者飘散着,从皮上分离不已。那头被叫做“祖国”或者“文化”的牛,正一天天消瘦和丑陋。

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世纪之末,基于著者被时代大潮胁裹、得各地体验的一本——为自己一毛而求其皮的心事录。被人说成国家主义者也罢,被人说成原教旨主义者也罢,与我都无所谓。思想正在疼痛之中。虽然没有援助那牛的能力和勇气,但是,望着那牛流淌的眼泪,我要写下——这传遍周身的战栗。
张承志
1999年春,北京

很老的文章了,但还是喜欢——张承志《在中国信仰》

上大一的时候,路边书摊上遇到打折的书,便宜的很,忍不住买了两本。一本张承志的《以笔为旗》,一本刘恒的,书名却想不起来了。知道刘恒,是因为几部影视作品,有《秋菊打官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算是出于“慕名”,买了他一本,而对于张承志,这本《以笔为旗》是我第一次读这个人和他的文章。很多资料把张承志介绍称一位考古学家、小说家。但是看了他的书,我却感到他更想一位思想家,一位耿直的刚毅的厚重的沉默的激情的思想家,他是一位哲人。他的书让我学会了更好的思考,更多的思考价值和意义。我毫不掩饰我对他的崇敬,虽然他的大部分关于考古的著作我都看不懂,但是其中一两篇文章就足以让我尊敬他。这些文章包括《在中国信仰》《满山周粟》《此一世以笔为旗》等等。
刘恒的那本书,在毕业的时候送了班里的一位好友,而张承志这本,我却一直带在身边。毕业后几经辗转,搬了若干次住处,书和资料扔了不少,这本书却完好无损。我还需要从这里面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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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信仰》 –张承志

   一

   并不是因为进入了这个世纪末,才有了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追逐已经持续了很久。如果不是从红色的六十年代终结算起,也自从见识了世间的所谓成就,一切就已开始。

   我在路上行走已久。确实常与犹豫和怀疑相伴,只是没有回头。

   藉此我破坏了平衡的生命。任肌骨日复一日粗糙,我的心却径直向着年轻生长。它抗拒衰老,滚烫得令我深深不安。而就在我体味和参悟着这一切时,耳际却听见人们的质疑。

   你怎么了?变得这么厉害?关系密切的朋友曾经问过,萍水相逢的外人也曾经问过。开始多是朋友的好奇,后来也出现了敌意的纠缠。我的个人取道,由于文学的扩张,变成了文人的话题,更变成了防范的社会危险。这种境遇启发着也强迫着回答。我拒绝舆论煽动的强迫。但是我对启发暗暗惊喜。或许,已经到了对这个肮脏世界——解释介绍的时候?而且面对着的,更多的是严肃的讨论。

   在黄土高原深处,那是著名的西海固,在一座清真寺里。我们谈天论地,沉浸在快乐的气氛中。突然,一位在贫瘠山地长大的满拉弟弟,那天他压捺不住久藏的疑问,他粗鲁地问:“我们知道的,都是受苦的,都是穷人才抓教门,而你……我们不理解!你,为什么信呢?”

   在海外的大学,在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堆里,我也曾送走过几个年头。全仗他们的帮助,我才一步步走出了困境。那是一次,在听了我对“穷人宗教”迷醉的讲演之后。做学者的朋友好像意识到,这像是听任着我否定他的学术文章的生活方式。他掩饰着,轻声地问:“你具体地属于一种么?你遵守它的教规么?”

   在甜美的休憩时,不知从哪里我说得忘情,径自滔滔不绝地,向相濡以沫的女人倾诉不已。她目击了我的怀念。讲述着那些遥远的哲合忍耶农民,我说,我终于懂了,什么是爱情。她思索着问:“——你信仰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猛然觉察到:他,她,他们,都在等我的回答。可是,为什么非要由我来回答呢?我无力回答。这不是语言能解决的问题。即便面对着思考的深夜,面对着内心的质问,我依然无从解答。

   不仅因为语言的束缚,不仅由于在人类积累了这么久以后,再去证明点滴的蠢笨。如此一个题目,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提供了纵容他们的智力的天地,任他们选择理论,或者是选择抒情。我的拒绝解答,是为了轻松。我害怕这恐怖的中国。不用说我不够资格,即便我能——我依然要大声说,我不仅不是圣职者,而且不是宗教学者,甚至我也不做宗教文学的作家。

   这也不是一个纯粹辩论宗教概念的写作。一切都必须以我们每天迎对的无情现实为条件。若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得到一种不同的环境——那么,下述的一切都可能调整或改变。

   往日我也曾饶舌,而且一旦兴起就禁不住倾诉。十几年时间流逝,我从最初的亢奋里冷静了。站在北京,想着我背后的人群,他们一如寡言的黄土,他们是沉默的回民。他们的方式,不是宣扬。

   你的门坎依然遥远。

   一切是那么沉重又微妙。使用语言并不笨拙,只是它不能公开。其实我们一直在诉说,只是那话语,是私人的和神秘的。虽然我已经两腿泥巴泥潭没顶,你的门坎依然遥远。它圣洁而无形,温暖又暧昧,它古老悠久,又尚未诞生。

   二

   也许更多的是反叛的快感,是异端的站队。

   反叛是双重的,不仅针对着强暴的体制,还针对着知识分子的群流。

   鲁迅先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在智识阶级的裹挟冲刷之下挣扎,一生都绝望于没有出路。这使我印象深刻。在求知的路上,真诚的、不满现实的人多极了,只有我独享命运的惠顾。在逃离和寻找的路上,只有我,遇上了具备启发的一群。

   他们一贫如洗,他们穷窘苟活。他们在不尽的饥荒、冲突、矛盾中挣扎,在绝路上揭竿而起。他们总是重复悲剧。但是,他们拥有——你。

   当他们紧紧地抱住了你,生若虫蚁的存活就必须刮目相看。

   当历史凝结下来,道貌岸然,奇形怪状,凝成又一片压迫的山,你在无耻的沉默中抗议了。当社会被强力编扭成桎梏,人们都驯服了,只寻觅规定的口粮,只追逐奴隶的温饱——你在动物的咀嚼中否定着。

   从来是礼不下庶人中庸取道,你却使平民在哲学和心理上变得高贵。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你却实现了它。无论这使正爬着体制台阶的知识分子多么不舒服,无论他们怎样高举着侏儒之旗帜喊道:激情是危险的!崇拜底层是危险的!

   区分其实并非从定义开始,你的性质来自无情的现实。渐渐地你成形了:在外你是广袤无垠的三等世界,在内你是不甘屈服的褴褛众生。

   还有记忆;无论在哪里,人群并不记忆历史。宣传和聒噪,久而久之就成了通说,而且变成知识教育儿童。我喜爱你聚集起的,那些人的不合流的见解。

   是你的仪礼,使他们守住了本该湮灭的民族记忆。这样,不仅后来人和后世人可能对证,可能透过分歧裂缝,看见照亮的暗部,而且可能在漫长的流行的压迫中,坚持一种——珍贵的价值。

   这种被侮辱者和被压迫者的记忆,是一笔无价的财富。知识分子与它的结合,会孕育具备真知的作品。当一个人,当一个儿子,坚持住了这样的攀援,上到了苍茫山顶,两眼凝望着裸露开来的世界时,他会觉得——那么久以来,一直被歪曲和丑化的你,是那么温柔和可亲。

   是的,你——只是古老的传统母亲,你——只是人的希望。

   当我反复地确认了上述认识,我感到了巨大的惊喜。我茫然摸索长久,如今它近在眼前。它是那种知识——深具科学的底气,而又童叟不欺。不仅兼及诸学,又能达到朴素。它再不是繁琐的学院堆积,它是透明的本相。知识分子惊喜地发现:任自己有多少学问,今日只嫌太少。

   事情不仅在于学问。在中国回民的世界里,与知识一同锤炼的首先是思想。确实如此,它使知识分子和底层百姓头一遭地共了命运。我当然不愿掩饰愤慨:什么民间,什么先锋,什么独立精神——在此岸寻章摘句之际,彼岸的百姓一直在血染黄土,为着信仰的独立,为着心灵的精神。

   抵御异化的路,其实一直冷冷地摆在面前。只是在我们之前,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被誉为大师的人)并没有选择它。

   三

   宗教文明的接续,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文明的接续——究竟更多的是由于信仰的原因,还是由于血统的原因,是很难说清的。至少迄今为止的现象是:血统的感情,比思想的认知更显得有力。

   我曾经在此长久沉吟。我不喜欢因血统的原因而被接纳。但我又不能把理性的认知梳理清晰。

   一切民族均是混血而成,从来就没有过排他的规定。放弃传教以及宗教的族内限定现象,起源于悠久的歧视和迫害。远在盛唐蒙元业已开始的族内收缩,于无声处换来了统治者的网开一面。因而回教这一旧式称谓被人们接受和熟悉。自古以为回民为避免罹祸拒绝传教,这一畸形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是,这是历史的苦涩,这不是排斥的根据。

   在黄土高原,背靠着无望的赤贫,那个满拉弟弟的质问是深刻的。不过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和他携起手,不是思考结论,而是尝试着去解决一点什么。我们没有解决难点,我们抱着怀疑。但是,我们更知道不能空使时光虚度,比解答更重要的是走出一步,是异于空谈的行动。

   光阴已经突入二十一世纪,民族习惯已经陈旧,教法规矩已经崩溃,认主解释已经可笑。旧有的一切都直面着蜕变。要迎接新的信仰形式和礼仪。要张开两臂欢迎朋友,欢迎新的兄弟姐妹。要习惯那些——选择了理性归宿的新人,追求着精神美好的新人。

   我们微渺的脚印,在沙漠上转瞬就会消失。但是我们确实行走过。迷信的时代,正在奏响着结束的钟声,在我们的祈求里,在我们的实践中。

   你不再是——替罪羔羊仰仗奇迹的时代的你。你也不是——死而复生天使现身时代的你。根深蒂固的拜物哲学,疯狂的拜金风潮,逐渐成为一种压迫的科学技术主义,都锻炼着你,在锤炼中你日趋成为一种——简朴的理性。

   你不生育,也从未被生育。任凭怎样的无限和浩大,都不能与你相提并论。你是宇宙,是时间,是无和有,是理想和希望,你是概括一切的惟一精神。

   当我一脚踏进,当我在你的门内发现,如此概括的哲学,居然被如此低贱的民众坚守;当我目击到紧靠着你的他们是那样动人——

   我承认,我确实犯了智识阶级不能饶恕的激动罪。我跌入了巨大的激动。我被强大的爱击得粉碎。我最清醒地陶醉了。

   在一切之先,我们把立足点置于泥潭。置于随时可能被权力投入冤狱的位置。有时人的正义,只是因我们的异议才有所表现;民众于权力的批判,往往经我们的形式才得以实行。

   我知道,我绝不会离开了。何止遭受一些无聊的诽谤,哪怕危险阴影般在头顶徘徊,我已经再不愿倒退,回到作家的异化和自娱。

   如此的魅力,使我无法抵抗,迈入了你的门坎,我觉得活得象人。我的肌肤都意识着生的尊严。我置身的,是一个信仰的中国。

   我不看重血统相继的那一部分,我牢记自己寻找和遭遇的过程。但是我反对蔑视民众传统的,学院侏儒的妄自尊大。虽然我对每一项礼仪都保持自己的思考,但我参加具体的实践。

   一旦有过信仰体验,就发现它多么简单。是的,不过只是私人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依据蔑视他人,象在记忆中的孩童时代,那些歧视过自己的人一样。

   世界的一切智慧,向着我们源源地输送养分。在今天拒绝他人的智慧,就是**的病态。向别人学习,已是基本的功课。佛的慈悲,基督的爱,每一项范畴都含意深沉。我们愈来愈清醒了:敬天,是为了爱人。

   再走到路上时,世界不那么可怕了。它也不过被造化如斯。微渺普通的人,现在不再那么软弱。在中国,还是有抗击异化、使生存获得意义的路。使鲁迅感到压迫的“无物之阵”,不过是我们正改造着的世界而已。

   四

   但是,信仰的世界是“真实”的。它不仅深不可测而且饥饿。并没有谁“神化人民”。它何止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充满着不公、黑暗、争斗和残酷。你的门坎是粗糙的带疤木头;门里的构造,是无底洞般的地道社会。

   拒绝了委琐的生存方式,并非就是宣言发现了纯洁净土。不,我们更踏实地进入到社会、现世以及人群的复杂之中。底层穷窘,上流丰足,人在争逐利益,社区和村庄都有层层黑幕。只是不至于为此放弃希望。意识着理想再正视生活,我们会获得内心的丰富。

   在中国,到处的情形都大体类似——

   歧视变成了压迫。激化的时候发生了流血。感情使得维系更加强化。形而上的世界,时时表现得极端之“形而下”,此间的利益,横贯于所谓两世。门内的宗教,被门外的文明腐蚀和同化了。人心陷入痛苦,世间依然如旧。

   你是熔炉,你是炼狱,投身你的门坎以后,旧的都已化作灰烬。但即使有着触目惊心的现实,在那里,仍然苦苦地活着意义。长久以来,谁都以为已经消失殆尽的意义,原来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人间,在罪孽、争夺、利害之中活着。朴素的真理,原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众生之间深深地埋藏着。

   或许我们有权说,在中国,实践上述的一切格外艰难。这个文化从古代起,渐渐发达成熟为一种能与一切宗教文化匹敌的文明。它博大精深,丰富美好,但是它偏重着世俗的精神。它培育着一种绝对的拜物论,以及彻底的实用主义。

   在如此中国的环境之下,任何具体宗教的信者,任何哲学意味的信仰,其经历的艰难无法描述。暴政横加的厄运虽然有着淋漓鲜血但尚在其次;时刻直面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而且被迫与之在歧视中对话。那种语言不通的绝望,才是可怕的。

   文明就这样脉传。僵死不通的说教、白日说鬼的迷信,弱肉强食不公不正,样样俱全。社会如同染缸,存在的都是必然的。机械唯物论者、合理主义者,还有冷漠的科学主义者的挑剔是多余的。即使有更多的黑暗面,也没有必要那么不能容忍。这就是人间社会,这就是人的大自然。

   在人类先哲——比如伟大的托尔斯泰——代代的积累之上,在他们的探索和教训的积累之上,我们不应该——

   时而强调信仰的必要,时而又不负责任地、只顾谴责其现存形式。

   应该总结以上的叙述。

   在中国信仰,是一件——需要勇敢的行为。这既与发达诸国的宗教游戏不同,也与时尚流行的现代迷信不同。第二,在中国,它不仅是以人道对抗权力的表现,更是坚持文化批判的行为。

   在中国的信仰者,无论门坎的异同,他们那随时意识着的、准备着的牺牲,是真实的。与拜金主义的风俗相对,他们充满情感的生存,是真实的。在世纪末的惶惶中,他们用持久的坚持,为贫血的中国文化提供的参照,是真实的。尽管存在着种种复杂性,说他们是高尚的人,是真实的。

   我看到了朋友的笑容。

   我释疑了,他宽容了,他不再做那种浅薄的追问,他不再纠缠物质的有无。他突然说,其实他就是一个解释者,他的历程和体验,一直在与我同路并行。

   我们只是渺小的一员,若是我们能够跻身于民众的现存方式中间,并且竭尽微力使它获得些许的补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赢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托尔斯泰憧憬的,他想“献出一生去实现它”的、他希望“每一代都要把这个思想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信仰方式,正在我们的手中,铸打着结实的一环。

1999年,开斋节

五四运动87周年了~转一篇《李敖谈五四》,权作纪念。

李敖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孙中山先生遗嘱

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嘱: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