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

草长莺飞,江南三月
钱塘自古风流
你便这么走来了
一童一扇,云淡风轻
去奔赴宿命的约定

是茫茫人海里的偶遇
还是岁月匆匆
死生契阔的寻觅
又如何呢?
遇到了,就是这样吧

也无言,清中有味
合一卷书简
点一盏青灯
吟一阕伤词
思一段情事
纸墨间,都是你的幽香

有桃花满树,绿水悠悠
春山黛离愁
送君千里终不若
双鹅似织鸳

梁兄,可记得英台?
梁兄记得英台
那檐间欢叫的画眉
却不曾道出心事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说什么难违父命
说什么附攀权贵
说什么锦衣玉食、画栋雕梁
如何零落了韶华年纪
直到两鬓如霜

画屏深锁,小径兰窗
是这一派春光
独念梁郎眉间心上
无计相回避

便随了你去
便穿了这红色嫁衣
随了你去
生不同衾死同穴
化作一对翩翩的蝶
魂兮相依,魂兮相守
练衣洞府,香雨人间

(转自网络,作者不详)

[转载]《十月围城》影评: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现在是2009年,华丽丽的建国六十年,荧屏与荧幕上都充满了DANG单方面的回忆与歌颂,按照我老爹的总结就是:全面展示我们如何弄倒国民党。
  今年秋天,我陪朋友一起看赫赫有名的献礼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她从小到大是个好孩子,学习好,思想好,行为积极上进,党员,国家机关从业人员,不看毒草,不听靡靡之音,更不会有丝毫反动思想。
  我们一起看到影片中的瞿恩就义,孙淳叔叔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倒下。我朋友哄笑起来嗤之以鼻:真假,太假了,你说是不是?!我说不是的,虽然你不相信,但是当时这位瞿恩的原型叫做瞿秋白,他的确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死掉的。DANG今天很操蛋,并不代表所有信仰这种主义的人都很操蛋。
  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好孩子们也开始什么都不相信。
  不相信有人会为了主义而慷慨赴死;
  不相信有人会大公无私舍身取义;
  不相信有人立志生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
  执政者将自身的理想与主义抬得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现实的就越荒谬,实用主义君临时代,娱乐精神空前风行。
  文革时,家乡有青年在街头打闹嬉戏,高喊着:你们敢打革命爷,你们敢打革命姐。至此,“革命”再也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它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我们还没开始建构,就已经开心地拥抱解构,我们还没开始做梦,就已经嘲笑理想,我们还没学会相信,就开始提防欺骗。最终我们打倒了神圣,最终我们热情地拥抱庸俗,最终未能建筑起自身核心价值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以大量物质享受来弥补空虚与维持稳定,我们被忽悠太久,产生最大恶果不是我们笨了,而是我们奸诈了,我们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革命,我恐惧它巨大的破坏力,我厌恶它的血腥后果,我讨厌它可以随时成为攻击异己的工具,我更憎恶它随时变化的面孔,吞噬自身儿女时比吞噬敌人更加凶狠。
  一直以来,我不喜欢主义,尤其那些认为自身的道路才是人类终结目的的主义,当他们被压迫的时候他们表演得如此纯洁理想,当他们成为主流,他们所表现出的排外性与空前专制往往比前任统治者更甚。
  所以,我看《十月围城》不仅仅是抱着八卦的心态,更是因为被它片花中孙中山的一段独白给触到。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应该说这是我见过的关于革命最好的解读,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和“革命”这个词握手言和。
  我可以厌恶革命,可以反对主义,但是对于革命者,对于为主义而赴死的人,甚至被主义吞噬的人们,我心怀尊重。
  我今日之所感所知所思所享,无不来自于百年来这些努力去实现臆想中“中国明天”的人们。他们或伟大或浅薄或愚蠢或无私或卑劣或聪明或成功或失败或一代领袖或千古罪人,我可以评判他们,同时心怀某种敬畏与感激。
  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到当初那些热情,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感知热情的时代环境。
  革命、民主、自由、主义、共和、共产、大同……都是曾经被用以呼唤理性、现代性、个性、人性与新的时代,同时也这些词也被用以唤起多数人的暴力,用以巩固权力,用以践踏权利与扭曲人性、创造同质化。
  就在不远的年代里,人们感知国家的衰败与无望,人们有着各自臆想的正义与理想,人们为了捍卫思想而厮杀,当思想成为组织,人们卷入其中,最终组织的荣衰代替了思想的成败,最终组织的目的代替了过程的正义,组织代替了理想,成为正义本身。
  《十月围城》中,革命者臆想着只要保卫组织,保卫领袖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欺诈义士作为诱饵引开杀手,清廷官员臆想着只要保卫朝廷统治与社会的安稳就等于保卫正义,于是可以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自身是正义。
  影片的主角并不是这“正义”的双方,而是那些为了这场理想之争、,明天之争而付出生命的小人物,他们倒在政党、革命家、政治家、军阀、党魁、知识分子、大商人们叱咤风云的舞台下,他们是渺小的配角,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俗世幸福,而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小时,去成就历史。
  我总是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关于马赛曲的故事,马赛曲的作者一生除了写出这首歌之外乏善可陈。仿佛时代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中选择了那个普通的人物,借他的手写出来这伟大的旋律。
  或许,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组织;或许,在中国社会的方向抉择中,我们总是抽到下下签;或许,我们任何一个机会都导向失败;或许。我们总是一遍遍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与悲剧;或许,我们至今还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在衰败、痛苦与危机重重的年代里,青年们“闭上眼就能看到中国的明天”,这种深刻的幸福与乐观,在今天的我们从未体会过。
  去年回家时在飞机上读顾准,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他在信件中和自己的弟弟探讨“终极目的”这一命题——
  “从来都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社会的进步。”
  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值得你去放弃自身的判断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主义能够替代进步本身。
  所以,值得信仰的是进步本身,而不是任何标榜“进步”的组织。
  今天的主流,无非也是昨日的异端,今天的异端,也许就是明日的主流。
  归根结底,时代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前进步,任何人“万万岁”的说梦,任何组织“代表人民”的意淫,任何主义“永远先进”的自欺欺人,最终都会落败于时代的力量,这或许是我们仅存的乐观与希望所在。
  前段时间,我还很得瑟地数落过香港影业,演员凋敝,市场缩水,一线花旦均被大陆包揽,香港导演只能来大陆找投资、找演员、找市场。
  现在看来,对比刚刚上映的《三枪》,我觉得张艺谋可以找块豆腐撞撞。相比较大陆导演在“大片”中每况愈下的表现,尽管资金缺、市场缺、演员缺,香港电影依旧完胜。内地的投资,内地的演员,却进一步成就了香港这座城市,香港电影人不可撼动的文化地标位置。、
  我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不得不服,也不得不承认——
  我一直希望中国影坛出现《十月围城》这样的片子。
  它触及了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时代与人物,同时它很好看。
  在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们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那些老祖宗的家底,更是自晚清以来为中国明天而不断奋斗的人们,尽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臆想的正义与未来,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被时代所青睐,但是他们却代表着进步的可能性。
  小时候不喜欢读近代史,憋屈而令人心烦,古代史多好,我们多牛x,我们是世界第一。
  现在能慢慢体会到,读懂它,才会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才能有资格去思索今日之中国向何而去。
  可惜,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缺乏空间去探求,媒体议题缺失,社会平台狭小,它沉入戏说、样板戏、娱乐的海洋深处。
  找不到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不可怕,可怕连寻找价值的人都没有,可怕的是我们连探讨它的空间都没有,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探讨它的兴趣。
  革命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党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一个主义成功了,民主不一定会来。
  千千万万人死去,民主不一定会来。
  甚至我们知道,民主只是个孩子,它能被不同主义,不同党派抱来抱去,被打扮成不同摸样。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民主的兴趣,我们失去了对进步的相信,我们无法正视在追寻民主与进步中的鲜血、失误、愚蠢、卑劣与其他种种最坏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值得去享受它的光明与幸福。
  玛丽莲梦露说的好,如果你无法忍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无法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古往今来,所有让人奉献才华、勇气、激情乃至生命的美好事物皆如此。
  在看完《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我去查了查瞿秋白的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写了最后的文章《多余的话》,他说如果他还有生存的机会,他宁愿做一个普通的学者与知识分子。那一瞬间,相对于我DANG那些最终走上历史前台的男一号们,这位最终死在历史中的男配角显得更为亲近。他不再是曾经的党魁,他也无非是时代选中的一个普通人。
  所以,容我最后再推荐一次《十月围城》,一部关于时代中普通人抉择的影片——
  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片子。
  这部片子节奏紧凑且台词功力非常出色。
  这部片子终于实现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和“一个深刻的故事”的融合。
  这部片子中不少演员贡献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表演,尤其是王学圻与甄子丹。
  这部片子以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最终书写了一个宏伟的命题。
  这部片子内涵极其丰富,导致于我在观影途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姓名。
  这部片子没有单方面歌颂革命,也不是简单的正邪之战或者好坏之争。
  这部片子没有我写的这么沉重,相反它很商业,它非常好看。
  ……
  这是我在迅雷的第一篇影评,也是我打出的第一个评级。
  并非我看的其他影片不足以打动我,而是从这部影片开始,我看到了华语电影的某种可能性,我看到了“民主、革命、主义、未来……”这些词汇重新以严肃姿态回归主流议题的可能性,即使有人是为了去看偶像,有人是为了去看笑话,有人是为了去看武打,只要有人去看,我还是看到了思考的可能性,看到在这个娱乐时代中,我们愿意再次拥抱沉重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珍贵的可能性,我给它五颗星。
  值得迷信的不是陈德森,也不是香港电影,而是终究会到来的进步,更是精神不灭的薪尽火传。


本文转载自迅雷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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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st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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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两首诗

《灵魂重约八克》
作者:水笔

社教干部周永顺的骨灰
倒在红布上
和前一炉比较
颗粒形状、色泽和份量均相差无几
县城的火葬场小,等炉的人多
我母亲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摊平
尽快凉冷装盒
给新来的腾出位置
灰白色的骨灰,酷似干燥的狼粪
她的手触到一块椭圆形金属
上面的人像模糊不清,别针的脚孔还在
这款像章,在1968年很流行
舅舅看了看,说留着吧
这是爸爸的遗愿

回乡偶书
作者:陈衍强

大山安静如表妹的夜晚
圈里的猪
午休时也哼着自编的小曲
身披毛毛雨的母亲
在包谷地里挖洋芋
父亲和猫坐在堂屋
看四川台刨人

好大一个馒头

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
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
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
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
——《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范石湖

人生七十古来稀,先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用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诸君细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一世歌》唐寅

感觉有意思,转过来,不做评论了。

The way of Life

Do you remember that
when we were so young ones
the world was round and round
I had a dream yes I had a reason
to climb and touch the goal
Mama said to me that tomorrow would be a day
come to another day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When you have trouble then
I will be with you love
I will be your part
Never give up never go far away
come to and hold my hands
sometimes I smile again
I cry out all day long that is the way we are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just love yourself

I know the life is too short
I have not enough time
I will find a love you want
Let me hold you
oh let me feel your heart beat
All of things come to the end
only love can dream on
only love can make you smile
Promise your love and feel your heart always
Don't be afraid your life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
Day goes on and on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I know the life is too short
I have not enough time
I will find a love you want
Let me hold you
oh let me feel your heart beat
All of things come to the end
only love can dream on
only love can make you smile
Promise your love and feel your heart always
Don't be afraid your life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
Day goes on and on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Everlasting love will be forever more

(同事W君从网上下载了一段视频,其中用了这首歌曲做背景音乐。W君听后喜爱不已,于是动员全办公室一起来寻找这首歌。由于不知道歌名和歌手,也不知道歌词,于是只好戴上耳机,从嘈杂的声音中仔细辨认歌词,然后将记下的零散歌词放到GOOGLE上搜索,最后终于找到了这首歌。而且找到了韩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仔细聆听之后,确实非常优美。仔细看了一下歌词,也十分喜欢。于是转到这里。)

叶志军 《历史也不能证明“梨花体”是诗歌》

  如果说舒婷、北岛敲开了缪斯的大门,那么汪国真的所作所为已然让这位女神感到厌倦,等到“梨花体”的出现,就使得缪斯彻底感到绝望,不得不紧闭门窗免听这种聒噪。

  赵丽华给历史出了个难题。24日晚,赵丽华作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了一个讲座。
  在讲座中,赵丽华介绍了持续近1年多的“赵丽华诗歌事件”始末,在回答“请问您的诗歌是真正的诗歌吗?”的提问时,赵丽华回答:“我觉得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像那个——上帝要考虑是否可以让世界和平——段子一样。看来历史最该做的事情,是要首先界定什么是诗歌。面对“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标志性的“梨花体”。用网友的话讲,随便写一段话,随便敲空格键,就可以完成一个人到一个诗人的嬗变。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德国人夜郎自大的一句话,无疑给诗歌套上了枷锁。然而自赵丽华之后,写诗即成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一门行当。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诗人”也几乎成了和“小姐”一样的代名词。 

  在唐诗宋词这样的高山面前,我们只有仰止的份儿,这一点,不用历史就已然证明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已经告诉人们,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如果说舒婷、北岛敲开了缪斯的大门,那么汪国真的所作所为已然让这位女神感到厌倦,等到“梨花体”的出现,就使得缪斯彻底感到绝望,不得不紧闭门窗免听这种聒噪。 

  当诗歌拒绝了神圣,拒绝了高尚,拒绝了道德,拒绝了传统,甚至最后拒绝了技巧,以至于把自己变成非驴非马的分行玩意儿。那么,它最后拒绝的也只能是读者。自我陶醉和解救寂寞,就成了诗人自慰的武器。于是,靠裸体来拯救“梨花体”,也就成了生活当中的“梨花体”。

  诗歌的没落,当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就如破败的王孙一样,那种骨子里的贵族气,才是“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本钱。可惜,那些还打着诗歌大旗的人们(如果那也能成为诗歌的话),生生地把诗歌变成了泼皮,臆想着靠人多势众的人海战术来救亡图存。无形中,他们只不过把诗歌变成了文字暴民,语言的乌合之众而已。

  周泽雄认为:历来从事诗歌写作的主要是两种人,要么是杰出的大诗人,要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学爱好者。在诗境、诗情、诗语的明察秋毫下,在消费性写作的蛊惑中,在功利主义的语境里,前者是注定不会出现的。而后者的不屈不挠,只能给“世无英雄”的诗歌领域打上一个乱哄哄的烙印。 

  和孔尚任“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的自信比起来,“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的粗鄙,实在令人无法对历史抱有丝毫的幻想。

  如果赵丽华也相信未来的话,看看1967年的诗人食指是怎么写的吧: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样的诗歌,岂能和“梨花体”同日而语。

[后记]对于赵的诗歌,我以前也在博客上写过一点评论,不过感觉当时表达的并不清楚。今天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正与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相同,句句说到我的心里。按捺不住,转在这里吧。
9月27日午

张玉明诗两首

Baidu上闲逛,无意间到了张玉明的博客,名为“手稿”。博客中几乎全部是诗歌作品,竟有近300首。读了一些,停在了这首《暮冬,我去看张映红》。我这才忽然想起来,张玉明,就是那个被“中华诗帝”伊湖水封为“白卷诗王”的张玉明。他为张映红写了54首诗,而且还在继续。这首《暮冬》和《屋顶上》都在此列。当即将其博客链接收藏,并转贴这两首。

屋顶上

屋顶上

唱歌
唱歌后,
我想飞一次。
张映红
下面厨房喊我

小心翼翼
爬下来
将火炉烧开的
沸水,
灌进
暖壶。
然后看见一只鸟摔死了。

暮冬,我去看张映红

2002年暮冬的某一天
我去精神病院
看张映红
我们整整3年
没见面
张映红趴在床上
写诗:那诗写得怪怪的
好像只有一句
“纸包住火”
标题是:精神病院纪实
她征求我的意见

摊开她的手掌
轻轻拍一下
没吭声
我们,将目光移向窗外
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张映红
推我一下
“我给你唱歌吧”
唱的是那首
“雪在烧”
那天张映红的脸
是好看的酡红色
仿佛醉酒。其实
那天
她发着高烧
精神病院的护士
第二天
整理被褥
问张映红
你的被褥
摸上去怎么那么烫
张映红说:
昨夜 我梦见
我怀孕了
怀上了火山

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南方周末新年特刊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很想写点这一年的总结,但是迫于时间的关系一直难以静下心来,梳理这一年的得失。况且作为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市民来说,要从这一年中找出几件可称道的事情,也很难。
  今天在SOHU看到《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转贴过来吧。从高中第一次看到《南方周末》,到现在都一直很喜欢。虽然很久没有去买过报纸,但是在网上还是经常去南方周末的网站看电子版。新的一年到来了,不论是对于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抑或一个国家,都是要梳理、总结和展望的时候了。“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就让这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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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06年12月28日,时光的渡船穿越三百多个日子,穿越大江南北,又回到岁末终点,将开始新的轮回。
  这是2006年的渡轮,这一年的中国潮起潮落,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年,中国经济继续一骑绝尘快速向前,国家实力明显提升。东盟十国聚首广西,中日政治突破多年坚冰,中非论坛“所有通往非洲的路都要经过中国”,中美战略对话驱使白宫三分之一的首长齐聚北京……世界,终于看到一个在和谐中崛起的中国。
  这一年,房价续涨,股市翻身。欲望浮现,热度升腾。有人欣喜,有人踌躇,有人叹息。纸业出身的张茵成了中国女首富,自由市场的活力造就了一个个财富传奇;楼宇预售处前排起了久违的长队,不甘做房奴者,却一个个被迫做了房奴;毒多宝鱼、红心鸭蛋、欣弗事件,局部领域的失范频频示警,规则重建迫在眉睫……
  这是2006年的渡轮,坐在船上的人们,冷暖自知。她承载的是人民,穿越的是时代,经历的是中国。面对人民,我们常常觉得有千万种方式来表达,有时却沉默得无话可说。
  这一年,中央的最高层关注民生,我们看到了对百姓的珍惜。这一年,千年农业税成为历史,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全免,以公平为指向的新医改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设计。熊彼特说,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就是她的意识形态。诚哉斯言。
  这一年,虽然历经波折饱受争议,物权法毕竟已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七次审议,对私产的保护早已深入人心。入世初人们颇含忐忑,但在入世第五年,全面开放与融入世界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这一年,各种贪腐大案被一一掀开,从上海的陈良宇到北京的刘志华到郴州的李大伦,人们看到了公共财富被个别官员侵吞的丑行,更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年,我们不停地问自己,我们拥有一个怎么样的中国?
  经过百年激荡,三十年变革,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难题的中国。
  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中国。
  这是个全社会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渴望和谐、正义与真实幸福的中国……
  这是2006年的渡船,一条阔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渡船,因此,我们不得不彼此珍惜,因为我们彼此相连。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忘记对那些无助者表示善意与怜悯。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因为恐惧和冷漠,而不敢对不平事发出一声呐喊。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忘记怎样去对朋友表达爱,甚至也不习惯对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去表达……
  这是2006年的渡船,载着梦想和期待,将要重新上路。这时候,请让我们祝福你,朋友。我们彼此有情,互道珍重。
  让我们再次上路,愿你我、愿这个国家一路平安,路都通畅,桥都坚固,隧道都很光明。
  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

从人民网读到一篇好文《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难题》。贴在这里,以后细细推敲

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难题 (有删节)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作者:老田

一、关于阶级分化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阶层――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感兴趣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抑制甚至是阻断了精英阶层寻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路径,精英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给予平民阶层更多的福利和保障,为其如此,平民阶层对于精英阶层抱有更多的信任,在政治上更为消极,多数工人农民实际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特别地,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一切人民团体,举凡共青团、妇联、工会、人大代表、党代表等的选拔机制,都决定了被挑选出来的人士,在工农中间恰恰是对于社会上层最缺乏监督意愿的群体。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把群众运动作为法宝,反复运用,根本设计就是要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把各种选拔机制必然要遗漏的、更具有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人包容进来。

  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良好,工农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在政治上就越消极,政治意志就更为低落。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按照设计运行,精英阶层的特权和优势就越是无法兑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就越是消极,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时他们得到的相对利益就越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好感和追求就越是强烈。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现实而言,最终意味着这样一个困境,有且只有平民阶层可能承担社会主义制度运作的维护成本,同时他们却长期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着眼于让消极的民众积极起来,同时让他们看到对于精英阶层的盲目信任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分析方便,我把“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之和,命名为政治能量。显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始终处于积极状态。而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不仅处于低位,而且长期处于“非激活”的休眠状态。经过一次文革大民主运动的冲击之后,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明显上升,精英阶层的则有所下降。

二、文革的成本与效果 社会主义民主的临界点

  1、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

  这个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政治能量落差,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方式,一个方面“揭露党内阴暗面”来激发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同时也是“通过这次运动来练练兵”,提高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和行动能力,并打压精英阶层的气焰。这样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就是一条下降的直线,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是一条上升的直线。毛泽东认定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能够解决的”,对于这个政治能量的接近过程也“不是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够解决的。只有到了平民阶层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有足够数量的人数愿意承担监督成本,才会对此有所改观。只有到了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超过精英阶层的那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才是有保障的,才算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同时也是在那个交叉点到来的时候,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可能的。

  2、管理成本的“高墙”和对抗性矛盾社会

无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显示为对抗性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良性发展与精英阶层对于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要求是冲突的。解决这一问题是提升平民阶层的地位并降低精英阶层的控制权,缩小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落差,这个核心思路虽然没有进行正面的理论提升和表述,但曾经在“压迫-解放”叙事模式下攻击旧社会的黑暗和西方民主的虚假。毛泽东后来发现在革命时代结束后的正常社会中间,维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更小地位落差是困难的,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上落差都有自发扩大的趋势,因此“压迫-解放”模式不再是宣传革命成就的“讲故事”,而是成为干预社会现实并借以维护和修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缩小“三大差别”的政策目标就是对应这个自发扩大的趋势的。大体而言,西方程序民主关注一人一票重点在于参与,中国的传统民主观念核心在于削弱精英阶层相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在于建设和维护扁平化结构,重点在于权力和利益的普遍分享。

  中国的革命时代,汪老师所说的“短二十世纪”,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去颠覆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否定精英阶层经济利益上的优越分配地位的,这对于精英阶层的诉求而言是一个根本否定,触犯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受到精英们的赞成,甚至,精英们失去垄断权力的地位,使得海外统治集团无法在中国顺利实现他们的利益目标。因此毛泽东认为“帝修反”是一伙的,中国人民要干社会主义,始终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反对势力。反过来,中国精英阶层的阶级本能,则反应他们的相对地位和力量对比关系,在自发情况下一定要表现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和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不能听任精英阶层掌权,精英们的利益最大化方向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

  在面对外部军事压力下,内部的高度整合是可以应付的,这是毛泽东战略判断的基础,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言,可以造成对美国意味着“投入多于产出”的后果,这是防御的有效性所在。只要是美国没有取得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精英阶层的合作,新旧殖民主义和炮舰政策都不可能取得成果。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中间,意味着向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成本最小化”诉求妥协。这一妥协的结果是:官僚精英群体的控制权最大化同时工农地位的最小化,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争论,关于“奖金”和“合同工”的争论,核心在于能否容许官僚精英群体把工农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来运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管理除了增强控制权之外,还有一个主干道是“消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建设更高的“群众认同”基础上来追求管理效能。

  最终的分歧是这样的:毛泽东认定维持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意味着被管理者的利益与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在降低控制权的同时取得更高程度的认同。反过来,由于控制权的强化在政治上导致地位落差,足以破坏扁平化结构,最后的结果是控制权上升程度赶不上认同的下降,管理效能是要下降的。这其实就是今天管理困境的原因所在。国企的衰败和破产,其实就是从强化控制权开始的,最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控制成本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国企的衰败足以说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管理的操作层面上,共产党的“先锋党性质”本身是决定性的,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宣传上的拔高,真正有价值的实践规则是,选拔那些“要求工资较低同时却愿意承担较高的管理成本”的人,作为管理梯队的候选人。这样的官员选拔模式和标准,本身对于维持扁平化社会结构,是很重要的。

  从管理实践和理论提升过程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管理的经验处在探索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理论化,管理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关系调整也没有完成,因此更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紧密结合和上下互动。在毛泽东时代,惯常采取“树立典型再推广”的模式来提高管理,其实典型的经验和总结提升处于未完成阶段,其中就蕴含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操作模式,例如焦裕禄和陈永贵的经验,都不是由经验的直接创造者总结的。而“鞍钢宪法”本身是近似于“泰勒制”的合理化过程,当然调节和经验总结不局限于个人劳动操作的合理化,而是要求把劳动者直接的经验结晶、由技术人员提高到人机结合(把人的劳动经验变成机械程序)、管理者需要在第一时间和信息现场作出最合适的资源分配决策,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泰勒制操作,当然的这样的操作频次是很低的,不可能长期在一个普遍生产工厂里来实现,而是要求按照一个行业来积累经验(或者在本行业的领导工厂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管理的探索过程,本身与技术状况的动态变化相关的,也与新经验的积累进行一致性的动态调整。在经验积累过程和社会关系固定化之前,按照管理者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来预先固定管理规则,明显是掐断了经验积累过程,终止了灵活的经验与管理要求的互动,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对于“游击习气”和“群众路线”拒斥,本身是管理者对于管理成本的态度所引发的,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要求。

  在工业化的早期,劳动经验的机械化是技术发展的主题,一九五八年的自动化革新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在管理经验的积累过程早期阶段,干部和群众的结合或者说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于游击习气的指责,本质上是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官僚精英群体对于管理成本的拒斥态度,既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体现,也是毛泽东与他们分歧的焦点。文革前毛泽东开始主导批判修正主义,大体上可以把这个与管理成本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重新界定。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提出,也可以把群众运动在外部施加工作压力,使得管理者更加合适地处理各项管理事务从而实现生产高涨,其内在逻辑是:群众运动的压力――官僚精英群体承担管理成本意愿上升――生产得到更好的协调和发展。

  按照提出者马宾自己的解读,“鞍钢宪法”的核心和重点不在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接受的,而关键乃在于“党委的政治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党委系统的全国组织性,保证企业的经营目标超出局部要求和方向,群众运动的引入始终联系着官僚精英群体对管理成本的态度。最终鞍钢宪法的宣传和解读,服从于强势群体的需要,最核心的内容反而被选择性地屏蔽掉了。

  文化大革命矮化了官僚精英群体同时提升了原本处于政治消极状态的民众力量和意志,在促使官僚精英群体承担更高管理成本方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大民主运动的高成本,促使人们不愿意回顾和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就算是造反派头头,他们在文革中间的损益也完全无法平衡,是代价远远大于收益;当权派及其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当然更有充分的理由否定文革了。实际上还可以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除了文革之外,还有恰当的方式促使官僚精英群体选择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同时不要求剩余索取权吗?也就是说,在保证“先锋党”性质的条件下改进管理的可能道路是否存在?

  这一句似乎不好这么说――“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破坏,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终结。”

  文革的一个基本理论成就,就是把人和功能性的权力设置分开,党委书记可以不代表党,官员可以不代表政府,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这是当年“怀疑一切”的理论基础,是文革派的共同观点;反过来,说党的领导是具体领导,反对书记、党员和工作组就是反党是“反文革派”的观点,在后一种认识上才能够把人和权力设置等同起来。同时,这一理解也联系着管理就是控制权的有效作用这一看法,没有把认同建设过程同等地纳入考察视野,这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的方面,管理的效能最终是认同和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理论中间关于管理和权力关系的认识,大致上不是毛泽东和孔夫子所主张的那种“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积极认同,而是接近于一种消极认同,也许可以把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吉登斯的绥靖概念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而刘邓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如何强化控制权,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管理事务,降低官员的政治风险,对于强化控制权导致社会分化并降低认同的问题,完全没有认识。西方管理效能和权力关系的有效性,是结合了控制权强化和绥靖过程实现的,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可供分配,控制权上升和绥靖的建立都不可能,结果导致管理失败,今天面临着管理破产的危险。管理破产实际上联系着全局性的混乱或者革命。毛泽东的问题视野和应对方案,长期被认定是无效的,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陷入空想(缺乏现实针对性的“客气”说法),一些精英则把毛泽东的“缺乏针对性”与个人目的联系起来叙述,主要是说毛泽东如何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如何要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有了这个问题视野,真正的问题变成这个:中国需要的管理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是刘邓式的强化控制权,还是毛泽东式的、降低控制权维护“扁平化社会结构”来提高认同?

  文革的群众造反,似乎不宜说成是对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破坏,这是把控制权作为“唯一管理效能”实现方式相联系的看法,也许文革理解为探索新的人员替换机制和监督机制,更合乎实际一些。而且,主流文革叙事说毛泽东、四人帮、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是破坏现有控制权设置的,这也没有依据,根据我本人的研究,文革升级到夺权,不是毛泽东预先设计的,而是被动应对当权派罢工的结果。特别是,为了避免整个社会秩序混乱,要求解放军支左也不是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掌拍成骨折争取来的,而是为了避免文革后退为反右运动、毛泽东必须自己在党政系统罢工重建指挥系统的选择。军队出来之后,文革就失去了调整余地,最后毛泽东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在军队当权派的优势面前挽救文革的成就,最后在一九七三年让他们回到军营里去,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就主动选择结束文革派力量在政治中上升的势头。文革的矛盾性就在于此,参见拙文《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毛泽东从来不设想没有先锋党的管理模式,在他那里,抑制社会分化的扁平化结构――群众的高认同――先锋党――非“驯服工具论”的选拔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一回事。但是先锋党必须货真价实,文革造反派在文革中间也没有达到先锋党水平,政治整合未能实现,从而未能凝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文革被否定之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是在“四个坚持”口号下进行,基本上是以“伤痕文学”完成整体颠覆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统治技术的巨大转换,并未引起平民阶层甚至得到文革历练的造反派群体的强有力反对。说到底,在意识形态颠覆过程中间,普遍工农的基本物质利益分配上还有所进步,没有被剥夺感,这是他们选择沉默的原因。同时,精英阶层的优势也是平民阶层所无法抵御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统治技术说到底不是平民阶层的强项,有效反抗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力量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从一九五○年代就注意到官员对于自己职业利益过于敏感,成为他们工作和思考问题的第一出发点,对此,他有很多的表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干部发言唯唯诺诺,劳模说话有生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我了解情况依靠‘义士’”等等;后来更提倡“五不怕精神”,文革期间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组织),都是与驯服工具论相对立的。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发现,先锋党的蜕变是从“党员选拔标准”变成要求“驯服工具”开始的,这样的人不再具有先锋党的一般特色,而只是对于职业利益和仕途感兴趣。邓小平后来搞的组织制度改革,无非是加速了先锋党驯服工具化的过程,即便是他不主动选择这样的政策,整个先锋党的蜕变过程一直是持续进行的,苏联的样板就是如此,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利益体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化规则之必然。毛泽东想要倒转乾坤,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他把他所能设想的一切措施都赶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试验了一遍。今天毛泽东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文革的实践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人类历史中间的唯一试验,也是中国学界最巨大的财富,可惜至今未能进行像样的总结和理论提升。

  文革期间,后来实践的由工人农民推荐上大学,本身是把选拔预备官僚的权力交由平民阶层来掌握,是试图在制度化方向上确立先锋党的选拔机制。一般而言,在运作良好的情况下,应该是那些劳动积极,群众对他评价较高的青年人被选拔出来,这与官僚精英群体自己掌握选拔机制有根本不同和巨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共产党组织之外,还有共青团、妇联、工会、贫下中农协会等组织,更有人民代表、党代表等选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机构选拔的积极分子标准,都可以保证选拔出来的代表是最缺乏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所以毛泽东长期坚持群众运动模式,目的是把所有选拔机制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政治上“激活”,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监督官僚精英群体的过程中间来。换言之,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群团组织选拔代表,都无法选拔出承担监督成本的人来,更多的是驯服工具被挑选。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寻求一种无法制度化的、非程序性的群众运动方式。体制外的群众运动模式,不能说成是要取代或者破坏既有体制,而是为改善预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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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朋友的博客得来一短文,很有意思。

今天在朋友海天旭日的博客见到一片短文,很有意思,转过来吧。原来文章题目叫《女人洞房那天…》,感觉这个题目不太恰当。干脆就不起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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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入洞房那天,早早收起了自己的鞋,等男人脱鞋上炕,女人却双脚踩在男人的鞋上。男人见了,“嘿嘿”笑着说,还挺迷信。女人却认真地说,俺娘说了,踩了男人的鞋,一辈子不受男人的气。男人说,俺娘也说了,女人踩了男人的鞋,那是一辈子要跟男人吃苦受罪的。   

女人开始试探着管男人,先从生活小事儿开始,支使男人拿尿盆倒尿罐,男人全干了。地里的庄稼女人说种啥,男人就种啥。左邻右舍女人说跟谁走近点跟谁走远点,男人全听女人的。男人正跟人闲侃,女人一声喊,男人像被牵了鼻子的牛,乖乖就回去了。男人正跟人喝酒,女人上前只扯一下耳朵,就被拽进家。有人激男人,这女人三天不打,她就上房揭瓦。你也算个男人,怎能让女人管得没有一点男人的气概?若是我的女人,非扇她两鞋底不可。男人不急不慌地说:把你的女人叫来,我也舍得扇她两鞋底子。那人急了,你懂个好赖话不?上辈子老和尚托生的没见过女人!真不像你爹的种,怕老婆!村里人再有大事商量,男人一出场,人们就说,这商量大事你也做不了主,还是把你家女人请来吧。男人还真把女人叫来了。     

女人能管住男人觉着很得意,直到有一天女人在男人耳边说起了婆婆的不是。男人红了眼,一声吼,想知道我为啥不打你吗?就因为我老娘。我娘一辈子不容易,我爹脾性暴躁,稍有不顺心,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我爹打断过胳膊粗的棍子,打散过椅子。我娘为了我们几个孩子,竟熬了一辈子。每次见娘挨打,我都发誓,我娶了女人决不捅他一指头。不是我怕你,是我忘不了我老娘说的话,她说女人是被男人疼的,不是被男人打的。       
女人惊呆了,她没想到男人的胸怀竟这样宽广。     
男人在外再同人神吹海喝,女人不喊也不再拽耳朵,有时会端碗水递给男人。有人问男人,咋调教的?男人却一本正经地说:打出来的女人嘴服,疼出来的女人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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