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翻《古文观止》，读到《报任安书》，感慨颇多，涂抹了以下的文字。
今天整理东西，又发现了这篇文字，发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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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巨著，其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不可估量。《史记》中的许多典故和词语都已经演变成为今天汉语的一部分，仍在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而《史记》中记载的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仍是今天史学界、考古界的重要参考资料。这部巨著的作者——司马迁的名字，也因这本匡世巨著而为后世广为传诵。司马迁虽生前历经坎坷，用他的话说就是“.…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但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的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生前虽未留名，身后流芳百代。再用司马迁的话说，便是“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值得高兴的是，司马迁生前一直惴惴不安的“仆以口语遇遭此祸……虽累百世，垢弥甚而”的情况没有发生。后人给了司马迁公正的评价，对他报以崇高的敬仰，司马先生若有灵，当含笑九泉。

不管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与评论浩如烟海。司马迁的生平也已考究甚祥。但关于司马迁的人格魅力方面的研究，却鲜有耳闻。这在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当中，还是很少见的。一提起屈原，想到的是他的爱国。一提起李白，想到的是他的豪迈飘逸，一提起杜甫，想到的是它的忧国忧民，而一提起司马迁，想到的却只是《史记》。同样是光耀百代的文化巨匠，司马迁跟他们比起来，似乎少了许多人性化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无可稽考，也不是因为司马迁一生平凡，没给后人留下多少可以回味的逸事。真正的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尝试去走近他。司马迁生前因受宫刑，为世人所鄙夷，他本人也因此“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闭门专心著书立说，很少与人接触，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个性才不为人所知，以致今日无人提起。其实，和许多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一样，司马迁同样有着鲜明的个性，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执著的追求。他们这些品质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清楚的展现，并且他的许多思想也贯穿了《史记》的始终。而在《报任安书》中，他这些品质流露的更加淋漓尽致。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好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人，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给司马迁写信，希望司马迁“推贤进士”。在戾太子刘据遭到江充诬陷、起兵讨伐失败自杀的过程中，任安因为接受过刘据的命令而被捕入狱，并将于12月斩首。同年11月，司马迁考虑任安生死莫测，便写了这一回信，以无限激愤的心情，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言辞真挚恳切，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溢于言表，将自己遭此大祸的痛苦心情和艰涩境地描述的淋漓尽致。令人读来不仅喟然生叹。但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要立志“著此书，藏之深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坚定信心。面对朋友的生死莫测，自己的“身败名裂”，司马迁沉痛万分，考虑到生死，他在信中表达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异趣也”的进步的生死观。表达了他为了实现理想而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报任安书》与其说是写给朋友的信，不如说是司马迁自己的心情吐露。包括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没有完全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流露出来，而在这封给朋友的信中，特别是给跟自己一样处于艰苦境地甚至随时性命不保的的任安的信中，他真正的吐露了自己的心声。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猝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报任安书》洋洋3000余字。如此长的信，在古代书信中还是不多见的。读着《报任安书》，脑中不禁渐渐浮现出林觉民的《与妻书》，虽然两封书信相隔千年，写信目的与对象也有着根本差异，但其中流露的真挚感情和豪迈气概，为实现理想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是相同的。林觉民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而别妻弃子，从容赴死，感天动地。司马迁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际…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著成《史记》，名存万古，可歌可泣。从《史记》的成书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早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时，便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后来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去世，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牵连，汉武帝将其送大理寺查办。后来被判宫刑。在当时，“诟莫大于宫刑”。宫刑对一个身披官袍的士子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司马迁为此肝胆俱裂。《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将遭此横祸后的悲痛心情和凄惨境地表达的入木三分。可以说，这次变故极大的打击了司马迁对政治和国事的热情，也丧失了继续亚相勤王的理想。“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遭此耻辱，司马迁也想过自杀以保节，为了保持节义，妻子儿女都可以不顾，而且“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但他认为，勇敢的人不一定要死在义节上，“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说明了自己之所以没有舍生取义，是因为考虑到如果就这样死去，著作不能流传后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鼓舞下，司马迁强忍悲痛，在监狱中艰难创作《史记》。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这部在别人的嘲笑和讥讽声中完成的巨著，洋洋五十二万多字，共计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从《报任安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司马迁的高洁品质。他认为，注意自身修养，是一个人有智慧的象征；乐善好施，是一个人仁德的开端；取舍处理适当，是一个人有道义的标志；正确对待耻辱，是一个人勇敢的表现；树立名声，是一个人行为的终极要求。一个人注意到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足于世，进入君子的行列。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仍有很深刻的意义。

司马迁认为自己做官没有取得很大的政绩。用他的话说便是，做官二十多年来，对上，未能报效忠信，取得皇帝的信任，其次不能给皇帝推荐贤人，拾陋补缺。在外不能参加军队，攻城掠地，对下，没能取得高官厚禄，为亲族朋友增光。于是叹曰：“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表达了他对未能为国家尽忠的遗憾。但这显然是有些谦虚的说法。后文中，司马迁又提到：“仆少负不羁之才……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描述了自己一心为国家效力，断绝了与宾客的交往，忘记了家里的私事，一心致力于本职的事情。由此可见，司马迁从政期间也是尽心竭力，忠君爱国，而且即使在后来，司马迁蒙冤入狱，直至被判宫刑，司马迁都未对皇帝不满。这在《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管在从政期间，还是在入狱之后，司马迁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尚的道德。他自己描述入狱前后时曾说：“…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为官二十余年，入狱却无钱为自己赎身。足见其为官之廉。综上，司马迁为官虽无丰功伟绩，却也碧血丹心，令人感佩。

另外，从《报任安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敢于直言进谏、不从俗流，为人正直的品格。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率领不足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军队内部，一直打到匈奴的王庭。与单于的军队激战十几天，杀敌无数。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又缺乏援兵，兵败投降。当时很多大臣夸大其词、酿造李陵的罪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看法，司马迁根据他对李陵的了解，仗义执言，不从俗流，指出李陵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他为国家危难奋不顾身，而且英勇杀敌，履立战功。兵败是由于寡不敌众又缺乏支援。而且李陵投降也是为了暂时保全自己，将来再为国家效力。司马迁还指责朝中大臣不了解实情，捏造李陵罪名。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司马迁与李陵交情并不深厚，“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但司马迁却冒死为他进言，最后被处以宫刑，足见司马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为朋友两肋插刀尚且难得，为素不相识的人冒死进言，更为不易。

《报任安书》行文流畅，条理清晰，感情真挚，内蕴颇丰。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可见一斑。而此巨著的作者司马迁，通过《报任安书》更加鲜活的展现在了后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