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是一种很难得的品质，难得到快要绝种了。
　　我对这个字有着非常特别的偏爱，可能是由于我的骨子里有这样一股血液在流淌。我不知道这股血液继承自哪里，应该不是我那老实巴交的父母，应该不是那平静朴实的村庄，应该不是那水里爬泥里滚得小伙伴们，也应该不是那些整天板着脸让我见了就害怕的老师们。这股血液来自哪里呢？也许是造物者在制作我时错误的添加了一种佐料？
　　近五年以来认识我的人，大概看到这些会很惊讶。因为这种暗藏在骨子里的血液并不时常表露出来，反而隐藏的越来越深，以至于要荡然无存。但是倘若五年以前认识我的人，看到这些，便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看到了一个红尘中不断扑腾的精灵，一个面对着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仍然痴心不改的少年。五年过去了，一个讲究规则的社会是不允许异类的存在，而活下去的理由还有很多，因此只能将自己异类的血液深深埋藏。但是心灵从来不会听凭理性的召唤，越是要隐藏的，往往越昭彰；越是要忘记的，往往越记忆深刻。于是“狂”的火花还不时在闪现，反复提醒着自己，我应该是这样的我。

　　“狂”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当有的人长期保持这种精神状态，那么就用来形容拥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当然这是一个不严谨的定义，因为很容易找到反驳的例子，比如“狂犬病、狂风暴雨”，这里的“狂”并不用来形容人。不过这里我已不想对这些情况去进行一一的区分，我们这里只讨论跟人有关的话题。
　　另外，也许有人会说，狂并不止形容精神状态，还形容人的行为。如“狂吃、狂喝、狂侃、狂聊、狂跑、狂喊”等等。诚然，这种反驳很有道理。但是人的一切行为都受精神的支配，没有精神的发狂，便没有行为的发狂。因此一切发狂的行为，都首先是以精神的发狂为前提的。因此本质是还是精神的发狂。因此说“狂”字用来形容人的精神状态，是中肯的。
　　“狂”既然是说一种精神状态，那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人们对狂的理解各有不同，对狂的行为的认定也各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主要的方面达成共识。首先，狂必须是“非常规”精神状态的一种。这种非常规表现在对于自我的高度肯定。对自我高度肯定就意味着对外界的高度否定。这种否定可能表现为藐视、敌视、鄙视等等。对自我的高度肯定往往将人引入自负的深渊，而自负是相当无知的表现。但是“狂”并不排斥无知，它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肯定自我和否定他人的精神状态。一种企图让外界妥协于自己而不是自己妥协于外界的精神状态。一种拒绝服从的精神状态，一种反抗性极强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需要依赖巨大的勇气。勇气自古就是衡量人类的优秀的品质之一。而“狂”绝不仅仅是勇气，它需要比勇气更大的勇气。这里的勇气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勇气，而是一种“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的勇气，一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是一种敢于挑战和否定社会规则的勇气。勇气发展的极致便是疯癫，而“狂”便是介于“勇气”和“疯癫”之间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异常但是健康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上面说狂是“非常规”，而不是“非正常”。因为“非正常”就是病态，而“非常规”不是病态。
　　当然，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精神上是不存在所谓“病态”的。一切异于常人的精神表现，只是异于常人而已，说成“病”是笼统的，也是不合适的。

　　探索完了“狂”的含义，便要回到文章开头的一句话：狂是一种很难得的精神状态。其实这里我是用了尽量保守的描述。“难得”只是说其稀有，而没有评价其对错与正误。对错与正误要根据具体的行为来判断，但从精神层面上讲，一种精神状态的产生只是一种无从考究的精神活动而已，难说对错与正误。只有产生了行动，才能用现行的社会规则和文明标准来判断正误。而在今日之中国，不论正与误，“狂”已经变得很难得，难得到快要绝种了。

　　其实不止是在今日之中国，自古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就没有“狂”生长的土壤。泱泱中华，悠悠五千年历史，各种名人、轶事、历史故事灿若星河。大概也是由于孤陋寡闻的缘故，当专心要从中找出几件属于“狂人”的话题，却殊为不易。好不容易想到一个人，名字叫“接舆”，不知道算不算最早的狂人。《论语·微子》中称之为“楚狂接舆”。“凤歌笑孔丘”的故事便是这位狂人一手创造。《论语·微子第十八》中记载道：“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这个人之所以称之为狂，是因为这人敢调侃孔子。说调侃还有点善意，现在一般都理解为嘲笑或者讽刺。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在当世也应当是学术界知名的人士，学说流传甚广，弟子众多，可谓大贤。而这个接舆，则是史书中少有提及的无名之辈，竟然敢嘲笑孔子，真不可谓不狂也！而且这人不止是敢作歌嘲笑孔子，当孔子下车要和他好好谈谈的时候，他却“辟之”。“辟之”肯定不是吓跑了，而是拒绝与孔子对话。这更让其狂气增加几分。因此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第一狂人，应当不为过。而且不管此人嘲笑孔子的理由是否成立，他已经开创了敢于否定权威之先河。试想今日之中国，喝得几天墨水，写得几本闲书的人，便欣欣然称专家、称教授、称权威、称泰斗、称大师，凡此种种。而一旦有了这些名头，说话便如金科玉律，人人只能低头称是，旦有心存疑惑者，便被冠以离经叛道之类种种帽子打压下去。如此说来，这接舆先生的勇气，当真堪为中国知识人敢于否定权威的楷模了。

　　再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有些行为狂傲不羁者，如果细数也能找出几件能称得上“狂”的事。但是大多零零碎碎，不足道耳。这其中有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大诗人李白。李白应该能算是个狂人。他的“狂人”故事多如牛毛。虽然很多来自野史或民间传说，其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还有些证据能够表明他的“狂”。首先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在诗的一开头便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里他自己把自己称作一个狂人，我想这不是他兴致来时随口胡诌，而是他内心反抗精神的一种痛快地表达。他不在乎将自己称为一个狂人，他以此为豪。在另外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狂情尽显。而他在与当时的权贵阶层以及不良社会风气作斗争时，也表现出极为狂傲的性情。他在《行路难》一诗中慷慨激昂的写到“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委婉的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肮脏权贵同流合污的心情。而这一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则毫不隐讳的直接表达出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的语句宛如尖刀利剑，雪亮出鞘，直指权贵。其“狂”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并深感敬仰。
　　李白的狂，也应是发自自身一种先天的潜质，而不能想当然的说成后天社会历练的结果。早在少年时代，李白的狂傲潜质便以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候的李白可不是想做什么诗仙，他学道术和剑术，是个远近闻名的少年侠客。据说还经常做些杀富济贫、抱打不平之类的事。有些传闻甚至还说他杀过不少人。最近网上有个什么人，写了本什么书，把李白称为“古惑仔”，大概也是因为李白年少时那些故事。不过我是不认同“古惑仔”这个称呼的，我还是比较认同“侠客”。李白有一首《侠客行》（金庸老爷子的《侠客行》是否从这里取的名字，不得而知），写得荡气回肠。表达了其对侠客的仰慕、崇敬和向往之情。“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其狂如此，其豪迈如此，其侠义如此。

　　李白之后，历史上再能担得起“狂”字者，大概李敖算一个。首先说明我对李敖并不算了解。对其著作也鲜有涉猎。只是对其“狂”印象极深。因为这个“狂”字他可吃了不少苦，做了多少次大牢，挨了多少谩骂和嘲讽。这都不重要了，不管是捧他还是骂他，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狂”。他确实是狂的，非常狂。对于当世的人和事，我是很不愿意做评论的，尤其是这些敏感人物。因此关于李敖他老人家的狂，这里就不深究了，但是把他作为中国近代和当代的一个狂人，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五千年里如果之有三个人可以称为“狂”，那确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生活中让人称“狂”者甚众，但真正能担得起“狂”字者，普天之下，有几人欤？还是那句话，不论“狂”之是与非，对于错，旦以其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让人迷恋和崇敬的精神状态，竟濒临灭种，实在让人叹息。
　　高中的时候，我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南山狂少”，并自作顺口溜一首“生本无拘性随天，世有金笼偏不钻。自比南山狂少年，誓将天地翻两番。”。如今读来，这些不着边际的文字对自己简直构成了莫大的讽刺，除了尴尬一笑，无言以对。看看今日之自我，也就不难想到“狂”之气要灭种的原因。“狂气”在历史的天空永远是一颗流星，瞬间划过，无法永放光明。
　　张承志在《此一世以笔为旗》的末尾写道：“……那头叫作‘祖国’或者‘文化’的牛，正一天天变得消瘦和丑陋。我虽然没有援助那牛的力量和勇气，但是面对这牛流淌的热泪，我要写下，这传遍周身的颤栗”。当这牛变成一只“狂”牛，那这就正是我想说的。

2007年8月20日凌晨于家中